非洲難民與國片輔導金 這也是一篇邀稿 但好像後來那本雜誌並未出現

這篇文章是意外找到的  我寫輔導金政策  已經到了鬼打牆的地步

所謂的台灣電影補助政策

由於西方新聞界對衣索比亞的報導大都跟飢荒有關，因此許多外援大多以提供糧食為主。我們到拉力貝拉那天，正是每個月分配糧食的日子，各地的人都騎著驢子到市區附近，越窮的人得到的糧食越多，沒有人希望展示自己的財富，因此每個人都把驢子繫在離市區大約三公里的地方，再走路進城…新世代的衣索比亞人長大時，沒有學到耕作的技術，他們只需每個月到市區，繫好驢子，領取小麥，就能填飽肚子；也有些領到小麥的人直奔市場把東西拿去賣。因此，除了沒有學到怎麼耕作的那一代之外，原有的農民也無法再耕作，因為他們沒辦法賣出自己辛苦耕作的果實，他們根本沒辦法跟免費穀物競爭。

— Jim Rogers, 【Adventure Capitalist】

【資本家的冒險】這本書是量子基金創辦人吉姆羅傑斯環遊世界的旅遊見聞，羅傑斯並不是真的反對西方救濟第三世界，但他質疑這樣的金援和糧援到底是在幫助第三世界，還是害了他們？書中還有很多類似的例子，比如說規定任何外資進入都得雇用一定比例當地人的沙烏地阿拉伯，導致沙國人民只要當「沙烏地阿拉伯人」而不需學習任何技能就能過活。簡言之，天上不會平白掉下禮物，但假如這種掉禮物的救濟和本國保護主義無限期存在的話，那麼人們再也不需要學習生活技能，他們只要等著領糧和當好「XX國國民」就行了，接著他們的生活技能便越來越薄弱，越加不能靠自己生存。

衣索比亞糧荒難民或沙烏地阿拉伯人的故事表面上看來和我國的電影政策無關，但這個概念正是我們行之有年的電影補助政策。我們的電影補助政策原本只針對製作國片核發輔導金，輔導金當然只有中華民國國民能申請，但輔導金實施十多年來，除了評選過程漏洞百出外，最主要是使得想拍電影的人，有了不用努力研究市場就能免費領糧的方法。從此，使電影生存下去的考驗不再是觀眾，而是看政府是否需要他們。

政府的考量原本只把電影當成一種行銷國家形象的工具，基於此考量，當然能入圍世界級國際影展的電影在國際媒體露臉的機會是比那些低俗笑鬧片要高的多，所以不再有人管台灣市場需要什麼？而台灣則逐漸沒有了能吸引台灣人的商業電影。

至於那些能吸引國際影評人協會的電影，有無補助始終都活的下去，因為他們已和世界接軌，全球藝術電影市場自有一套評選標準，目前能在國際市場中亮相的台灣電影就是通過此項標準認證，譬如說侯孝賢、蔡明亮和楊德昌，他們都能進入歐美藝術電影院線，只是台灣觀眾不可能每個人對電影的品味都如國際影評人協會，也因此這些能外銷的台灣電影許多都和台灣觀眾產生距離。

事實上，得獎電影也有能在台灣賣的好，《悲情城市》曾經大排長龍，《天邊一朵雲》也狂賣兩千萬，但這並不表示《天邊一朵雲》是部商業片，事實上《天》片依舊是部蔡明亮風格濃厚的典型藝術電影；也就是說，在紐約應不會有《天邊一朵雲》的票房高過《剎靈》這種靈異現象，因為《剎靈》是那種全美兩千家戲院聯映的恐怖類型片，但《天邊一朵雲》應只會在北美部分城市上映。《悲情城市》和《天邊一朵雲》在台灣賣的好，並不是因為台灣觀眾突然都變成國際影評人協會的會員，而是這些電影符合當代台灣觀眾的需求。

《悲情城市》出現在1989年，一個塵封半世紀、全台灣人都想知道的歷史往事終於要被揭露，有誰會不想看呢？吸引大批觀眾前往欣賞的並非侯的電影語言，而是影片題材。不過之後的228相關影視題材已經被用到浮濫的地步，現在再有228題材很難再有當初的轟動。至於《天邊一朵雲》也同樣勝在題材，情色議題始終有賣點，但是買票進場的觀眾到底有多少人能在性愛旗幟下領略蔡明亮的鏡頭語言就讓人存疑。《河流》和《天邊一朵雲》的藝術價值十分類似票房差距很大，不過賣座的《天》片的確是比較有影響力的，可能五百人裡有10人因此而被啟發，從此瞭解電影語言的奧秘；但希望結果不是另外那沒看懂的490人發誓不再被騙，再也不看國片。

基本上，電影要能活下去，最終要有觀眾支持。蔡明亮從《青少年哪吒》就揚威國際影壇，《愛情萬歲》在紐約影壇獲得好評，而在《洞》之後的每一部蔡明亮的電影都能踏入紐約的藝術院線，雖然票房始終不高，但北美和歐洲版權一直都能支撐成本不高的蔡明亮拍下一部片。早在《天邊一朵雲》的轟動前，投資他的法國製片公司就已找到蔡明亮電影的獲利基礎，因此就算是蔡明亮，也仍是靠他來自全球觀眾的支持才能讓他一直繼續拍電影的。至於政府各式補助款到底幫助了誰呢？這些台灣電影真的提升了台灣文化？或台灣人的電影智識嗎？

由朱延平導演、吳宗憲主演的《人不是我殺的》北市票房僅3960元台幣創下歷史新低，不過吳宗憲演的電影會在台灣的有線電視上繼續存活，再加上這些看起來很像粗糙電視劇的「電影」原本就是用拍電視劇的設備拍攝而成的，其中朱延平執導的電影《喜歡你喜歡我》竟然還和他執導的電視劇《靚女郎》十分雷同，部分片段、台詞和演員一字不漏重抄一遍，顯然朱導演的「電影」就和「電視劇」一模一樣，既然造價便宜，因此他們也不需要製造太多的產值，應該是發行錄影帶和有線電視便能回收。但我國政府不分青紅皂白，只要自稱是「台灣電影」的一律有補助，還幫這些電影找了什麼發揚「數位技術」的藉口，事實上，這些電影沒有發揚任何技術，他們純粹就是粗糙電視劇，但朱延平卻可因此而在兩年內領了近兩千萬台幣的後製和行銷補助[1]。

正所謂「殺頭的生意有人做，賠錢的生意沒人做。」朱延平能一直拍電影只證明他根本沒賠錢，但現在在台灣，幾乎不管賠錢還是賺錢，電影從業人員千篇一律大聲哭窮，還個個自稱自己的電影是「台灣文化」，要政府拿更多錢來保護「台灣電影文化」。問題是，許多台灣電影根本和「文化」扯不上邊，真正堪稱有「文化」的電影大抵應能憑國際市場和海外版權回本。法國製片公司的確投資過多部蔡明亮的電影，日本製片公司也投資過幾部侯孝賢的電影，這些法國和日本電影公司並不是特別熱愛台灣電影文化，他們也不是慈濟功德會，他們就是一些希望拍出好電影，同時還能賺錢，使公司繼續運作下去的正常電影公司而已。

我不是反對政府的各種電影補助政策，就像我其實很贊成我國政府願意幫助中南美洲和非洲饑民，只是層出不窮的金援弊案讓人懷疑台灣政府幫助的並非難民而是當地的獨裁政府？我相信除了金援之外，唯有教非洲人如何用自己的手耕種，他們才會獲得真正的救援。但如今政府的各項電影補助政策仍停留在把錢直接給電影人的階段，金援既沒有改善我國電影的品質，也沒有改變電影人的拍攝技術和發行管道，有些台灣電影沒人看純粹就是他們自己技術有問題，有些則是選角和選材有問題，有些則是缺乏行銷管道，政府假如真心要幫助他們，怎麼會是給錢了事呢？應該是提升技術，創造產銷市場，把錢直接給這些既無技術也無行銷管道的電影人，就和把錢丟入錢坑是一樣的，當然台灣電影會越輔越倒。更可笑的是，有些「台灣電影」明明就是電視劇，只要自稱是「電影」立刻就有錢可領，難怪觀眾越來越不想進戲院，誰會想花錢到戲院看電視劇呢？

要救不會釣魚的人最好的方法不是把魚給他們，而是教他們怎麼釣魚，但如今政府的種種電影金援政策除了浪費納稅人每年上億的血汗錢外，同時還降低了台灣電影的品質和荼毒了台灣電影市場，台灣電影市場萎糜的罪魁禍首就是台灣電影人和台灣政府，但政府始終把負擔轉嫁給台灣人民。好吧，就算台灣人願意不問電影品質的就給每部電影一千萬輔導金好了，難道電影人不會覺得，以自己的電影去贏得千萬票房比政府直接撥款千萬來的有價值嗎？台灣電影人除了一天到晚嚷著政府不補助外，還有解決台灣電影市場低迷的方法嗎？譬如說，怎麼靠自己的力量拍一部叫好又叫座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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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據新聞局的92和93年度國產影片製作補助名單。《野蠻小子》181萬，《來去少林》185萬，《爺爺的家》156萬，《灰色驚爆-台灣製造》160萬，《超級模範生》175萬，《搞鬼》176萬，《猴死囝仔》181萬，《猴死囝仔Ⅱ 那年暑假》152萬，《人不是我殺的》177萬，總計超過1543萬。其中有上院線另有行銷和院線補助每部數十萬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