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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ribute to Edward Said

2005 年 05 月 11 日 發表留言

悼薩伊德

那天我天還未亮就到公司,突然在美聯社看到薩伊德死去的消息時,雖然並非完全不可預期,但心裡還是一慟。接著辦公室陷入混亂,因為日本發生大地震,大家忙到焦頭爛額,而那條我為薩伊德寫的訃聞想當然爾的成了不會播出就石沈大海的消息。實際上說來,我自然是和薩伊德毫不相識,但我又覺得我彷彿一直默默的以他為藍本,他一直是我的人生方向,我還總想著有天也要去以色列,朝以軍丟石頭。

1990年,我還是個工學院的新鮮人,我信仰科學決定一切,我熱切的相信著西方價值,畢竟西方的確有著比我們本國文化先進許多的高科技,我慶幸自己數學成績向來很好,所以我不用當個念文學院的女生,但我怎麼也想不到有本書打翻了我的全盤打算。

其實以我當時的英文程度,應沒有完全念懂薩伊德的【東方主義】,我應只是一知半解的猜測著,他寫的似乎是東方一直是西方專家建構下的學問,原來世界知識譜系的權力是如此不均。其實薩伊德筆下的東方和我們一點關係也沒有,他大半時候指的只是中東,那塊他出生長大的土地。

後來我決定轉去念中文系。因我不想再被西方價值牽著鼻子走,而我對自己的文化老實說一無所知。就是那種典型大都會長大的台北青少年,我一直以為洛杉磯比台東近多了,畢竟我有朋友去加州唸書,但我從沒碰過任何從台東來的人。我也覺得量子力學比唐詩宋詞近的多,只因那聽起來現代時髦多了。

我天真的以為念中文系就可改變我崇洋媚外的體質,但念中文系還是很糟,念完後你會以為高山流水指的是泰山和長江,而非玉山和濁水溪。此時薩伊德偶爾還是會出現在我的左右,我們故步自封的中文系並不太探討漢學研究的形成,或漢學家被賦予的地位等等知識被建構前後的系統,別的同學或可盡興地在文學中徜徉,但我總想知道這一切知識的背後是什麼?是誰決定什麼是陽春?什麼是白雪?我總想知道經典被建築的過程,但老師只會告訴我經典是什麼。

我當然想過繼續出國念書,這樣我就能名正言順的去哥倫比亞大學「朝聖」。(真糟,薩伊德最想打倒的就是權威,他一定不想成為別人心中的聖人。)不過念比較文學對一個中文系學生似乎沒那麼容易,我從小就只喜歡挑好走的路走,從來不想吃苦,此時也不例外,去紐約大學念電影理論似乎是個比較容易的選擇,畢竟外文書部部令人頭大,但影像誰都看得懂的。後來在電影圈屢屢碰到對電影無比狂熱的人時總十分詫異,為何他們可對電影如此熱情?電影只是我偷懶的選擇。

進研究所後就不太能唯薩伊德獨尊了,畢竟學院裡批判薩伊德的人不少,死抱一種理論只顯示自己書念太少,而其他後殖民學派的理論學家也一個比一個炫,我幾乎快要沒有正當理由可以只緊抱薩伊德不放了。1995年,那年比較文學系開研討會,薩伊德是研討會的貴客,我終於親眼見到薩伊德本尊了。

那時他得知自己有白血病已經三、四年了,一個原本直言不諱,戮力著書立說外加四處講學的知名學者,也不得不在病魔前繳械,他減少了許多演講,可能意識到死生交關,他那時已開始寫那本拉拉雜雜的回憶錄【鄉關何處】,他雖然還是多年來那個總是一針見血又批判力十足的學者,也還是獨自一人單挑所有美國主流媒體,也還是重炮批判美國政府的中東政策;但他類似【遮蔽的伊斯蘭】、【巴勒斯坦問題】和【知識份子論】這類火力十足的著作已成過往,他在病魔的折磨下雖依舊振作,但心境上似乎已有很大的不同。

經過多年的教誨,見到薩伊德本人卻讓我感到「幻滅是成長的開始」。可能是因為罹患白血病正在做化療的關係,他比我想像中蒼白很多。我初到美國之際,也很努力的念了許多非裔學者的著作,膚色當然重要,君不見史派克李還得在《叢林熱》中讓大家排排坐猶如成長團體般的探討深淺膚色在黑人文化中所代表的美醜地位。

結果薩伊德就和任何一位學院裡的白人教授沒兩樣,他穿著質料很好的高級西裝,講著一口典雅無口音的英文,再加上膚色慘白,和他此時的花白髮色,基本上,他就只是一個長春藤名校的名教授,我從他的外表實在看不出他和那些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難民有何關連,我甚至看不出他是個「中東人」。

薩伊德大約講了一個小時,沒什麼特色的,重述一些他書裡提過的理論,就草草收場。我們似乎都感覺出他的累,也沒人敢多為難他,大家畢竟都可體諒這位在病魔威脅下的老人。

但聽完他演講後,我決定回台灣。

我當然還是認同薩伊德的發言地位,畢竟多一個在美國高等學院裡替巴勒斯坦人發言的學者,應該比巴勒斯坦街頭多一個自殺炸彈客或以木棍對抗以軍坦克的巴民來的有用,但薩伊德的確離巴勒斯坦太遙遠。他怎可口口聲聲為人民奮鬥,但他卻過著與巴勒斯坦難民如雲泥之別般的安逸生活呢?雖然我替巴勒斯坦能有這樣重量級的代言人感到高興,但假如我沒有親身經歷,我怎能知那痛之深?

我決定打消我想追隨薩伊德的腳步留在學院的心願。我想知道真正的民生疾苦,雖然為民喉舌的發言地位也很重要,但我更想親身體驗苦難人世。

其實全台灣不學以致用的人不知幾百萬人,不知為何,我總一直被質疑為何要做國際新聞而不去做電影?我心裡卻一直都雪亮清楚且毫無疑問,當然是為了薩伊德和他的巴勒斯坦大業啊!不然還有哪份工作可以如做國際新聞般那麼接近巴勒斯坦人呢?

但就算做國際新聞還是免不了被美式觀點和傾以色列媒體包圍,假如我們真的是西方媒體也就罷了,畢竟許多西方媒體都被猶太人掌控,他們是有理由打壓巴勒斯坦的,但台灣不知理由何在地也毫無自己的觀點,薩伊德一再指證西方主流媒體是怎樣抹黑污衊巴勒斯坦人,但我們卻不停的在重蹈覆轍。

彷彿才幾天前,我們同事間還為了是否該稱呼阿拉法特為巴勒斯坦總統而爭論不休,因為西方不承認巴勒斯坦是個「國家」,所以阿拉法特不配被稱做總統。可台灣也從來都不是一個獲得「全球認同」的「國家」,但我們卻都不假思索的稱呼陳水扁為總統,同樣的情況發生在巴勒斯坦,我們卻遲疑起來。我那些深受美國主流媒體奶水教養的同事還是堅持不肯稱呼阿拉法特為總統。

薩伊德在此時死去一定很難過,他的巴勒斯坦大業還未完成,中東和平之路依舊遙遙無期,出師未捷身先死,就算是英雄也會淚滿襟。

 

 

 2003, Sep. 27

 

 

 

分類:新聞與政治